解析四大痛点中的“四川挑战”

发布日期:2020-11-23 16:50信息来源:四川日报 浏览量: 【字体:  



11月19日,2020年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专家论坛上,参会嘉宾正在认真聆听大会发言。记者 田为 摄



汤继强



张志强



刘元春



王擎

在2020年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专家论坛上,8位专家还对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主要集中在四大“痛点”:解决“卡脖子”问题、应对供应链风险、缩小企业数量差距、持续扩大内需。具体到四川,这些共性难题会带来怎样的挑战?要解决痛点,又该从何着手?我们对与会专家的思考和建议进行了梳理集纳,供各方参考。

痛点一

解决【卡脖子】问题

探索对职务发明成果

进行全面确权

谈到科技创新,多位专家都提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上的一个变化:与“十三五”相对比,创新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实质变化,但公报把“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属于新提法、新定位。“在我记忆中,这个新提法在过去中央文件中还没有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

“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化的不仅仅是世界秩序与格局,还有科学技术。”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志强认为,前沿新兴技术正在汇聚、融合,进而发展出新的颠覆性技术。“但现实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创新能力有待强化,研发投入仍显不足。”

川渝地区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张志强指出,在R&D(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两项指标上,川渝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北京、上海、合肥等其他创新中心,甚至低于全国平均值。

“我们当前面临的突出难题,不是科学理论问题,而是材料、设备、工艺和制造技术等硬科技问题,要由企业家和工程师解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看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关键在企业。他建议,四川要以企业为主体,依靠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对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方向的准确把握,将技术创新成果进行验证、改进、完善,进而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

但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如何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保护知识产权,让知识产权的发明者和所有者能够分享创新的收益?

杨伟民赞同四川在这方面的探索。他特别提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增设了“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的条款。“这方面是四川开了先河,是西南交通大学开的好头,对专利法的修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伟民建议四川可在这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包括对四川现有的职务发明成果进行一次普查摸底,之后进行全面确权,由专利权单位与发明人分享股权,支持组建科技型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此外杨伟民还建议做好相关配套工作,推动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围绕科技金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也分享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四川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能力不强,要着力在四个方面有所提升和强化:一是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科学的科技型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二是加快知识产权金融发展。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多层次风险分担体系。三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四是要引导投资围绕产业链、创新链促进产业升级,打造独角兽企业,形成有实力的产业集团。

痛点二

应对供应链风险

四川应加快建设

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基地

一段时间来,美国及相关经济体对中国供应链施压,使中国经济面临考验。应对新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多位专家谈到,四川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海林均认为,目前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大短板出在三大类产品上——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大豆等粮食尤其是饲料用粮,以及高端制造业中关键性的技术、材料、元器件和设备。

从能源供应链和粮食供应链出发,王海林谈到四川可以作出的贡献——

在能源领域,四川能源资源禀赋具有“多水富气少煤缺油”的先天性清洁化优势,水力资源、天然气(页岩气)资源储量全国第一,做强清洁能源产业,能减少我国能源对外依赖。王海林建议,四川可以建成国家倡导的“水风光气氢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清洁能源供应基地,这包括动员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川渝地区页岩气开发,支持电力开发企业实施区域水风光电力资源一体化开发,降低光伏制造业用电成本,沿长江布局加氢站等工作。

在食品供应链领域,王海林认为关键威胁在于饲料用粮。但四川已经有技术,可以缓解饲料用料压力——中国化工集团拥有的天然气生物发酵制单细胞蛋白技术,就可以大规模生产单细胞蛋白,用于饲料添加。

吕政更关注高端制造业产业链风险。在他看来受国内的资源禀赋条件影响,石油和天然气、高品位铁矿石、大豆等资源性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短期内还很难得到根本改变;而在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中,关键性的技术、材料、元器件和设备受制于人的情况,却可以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攻关得到化解,并为就解决资源性产品供给问题增加回旋余地。“在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战场上,真正能够刺刀见红,并带来真金白银的还是有竞争力的硬科技和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先进制造业。”

如何确保制造业供应链安全?吕政强调,在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此外各地要以实体经济为发展主导,力求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上有突破。

痛点三

缩小企业数量差距

“十四五”规划要成为

当地营商环境的宣言书

论坛现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了题为《四川如何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的主题发言。

发言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杨伟民特意把“着力增加企业数量”这个看似相对具体的工作提出来,和“发展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等宏大主题并列,共同作为给四川的建议。

为啥要如此强调企业数量?“企业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主体。经过我们分析,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企业是‘因’,经济发展是‘果’。”杨伟民介绍,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排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企业数量也同样排在全国最前列。以广东为例,企业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4%,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8%。

相比企业绝对数,每万人拥有企业数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这个数字排在全国前五位的是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四川在全国排第20位,和全国第6的经济总量并不相称。”杨伟民建议四川要想方设法着力提高企业数量。

具体到操作层面,杨伟民建议可从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入手。有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才会有企业、产业,才可能有经济增长。杨伟民特别提醒,这里“营商环境”不仅是指政府办事效率有多快,办事的人在办事大厅里跑一趟还是两趟,“还应包括政治生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市场开放度、营商成本、户籍制度等内容。”

他建议四川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中,把营造营商环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地方规划一定意义上是本地营商环境的宣言书,是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承诺。这可能比在规划中给出漂亮的目标、全新的战略等都更加重要。”

除了营商环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认为增强比较优势对吸引企业入驻同样重要。四川就业人口有4800多万,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在本地区就业的生活成本和返家的交通成本也显著低于去长三角或珠三角务工;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6万元,西部地区5.4万元;长三角地区工业用电平均电价0.82元/kwh,四川为0.66元/kwh……吕政认为用好这些比较优势,四川完全可以加速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向西部转移,进而形成高也成、低也就,中等技术产业不落后的现代产业体系。

痛点四

持续扩大内需

抑制房价不合理上涨

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

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就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这是与会专家们的共识。

扩大内需,不能再走偏重投资的老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特别提到,如今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就要使居民消费需求在三大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中占据主体地位。

目前用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只约占全国总产出的33%,还没能成为主体,比例明显偏低。“四川作为川渝人口大市场的重要部分,今后应该大力提高居民消费率,真正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成为全国统一的强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伟民表示。

要扩大居民消费,具体该怎么干?除了多位专家谈到的“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以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还从两个新维度给出建议——

一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即投入产出的增加值率,“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与低效率的小农经济并存,是我国供给侧结构中最突出的矛盾。”吕政建议推进农业适度的规模经营,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

二是继续坚持中央确定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房价不合理上涨。在他看来,高房价加重了刚性需求购房者的经济压力,削弱了对其它消费品的购买力,压缩了其它产业的市场空间。他建议把房价调节到与当地居民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以此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则提到,“城市化率不高”和“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阶段性特征,使得成渝地区在促增收等方面矛盾突出,要解决问题需弥补相关欠账。

杨伟民特别提到,国内消费占需求比例低,也有生产的问题——不少有消费潜在需求的产业,国内却供给不足,供给和需求结构脱节,“所以四川要面向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特别是高端消费品,最好能培育形成中国自己的奢侈品品牌。”

重视消费需求,并不意味着忽视扩大投资等其他需求。吕政提到,四川应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以企业投资为例,应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转变,加大企业对研发、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投入。至于政府可在5G等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保和养老健康等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智慧城市等城市升级工程投资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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